校报美文长征毛泽东的诗与远方

无论在共时性还是历时性的维度上，长征——80年前的“红色行走”，其悲壮与惨烈的程度都具有唯一性。正是如此，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价值系统的核心性资源，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当代中国人。而每每忆及长征，便自然联想到毛泽东长征诗词。每每重温这些文本，徜徉在平仄长短的字句和高远宏阔的意境里，心目中的长征便不止于一次行走，一段行程，更是壁立千仞的精神高度。

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作品中，正面表现长征的有6首，以长征为背景或侧面反映长征的有5首。以《亿秦娥·娄山关》、《七律·长征》和《沁园春·雪》为代表，尤其为人推崇。作品的内在价值已远远超越文学自身，其乐观浪漫的情怀、高屋建瓴的历史感和举重若轻纵横捭阖的认知方式，丰富着长征内涵，凝练着长征精神，也擢升着我们的长征记忆。

诗人和政治家、革命家、战略家多重身份的叠加，赋予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意志力和审美感悟力。无论环境和际遇如何，他总能敏锐地预见和捕捉光明并涉笔成趣。创作于长征前的《清平乐·会昌》无疑是典型样本。当时，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不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，无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，反对游击战、运动战，造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严重受挫，以至于中央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——长征。1950年代毛泽东为该作品作注时追忆往事，用了“形势危急”、“心情郁闷”的说法。即便如此，被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，在会昌“调研”的他仍然笑看未来。他眼中的革命根据地“风景这边独好”，而内心深处，他更坚信“更加郁郁葱葱”的还在远方。于是，他以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气概直抒胸臆：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。

是的，长征中的毛泽东不仅“踏遍青山”，而且写意青山。于1934年10月出发的长征队伍一路穿行在崇山峻岭、激流险滩之间，以山水为伴，与山水争雄。当眼中之山、脚下之山、胸中之山，终而人格化为笔下之山时，那份雄奇和灵动便横空出世：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。 ／山，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。 ／山，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，赖以拄其间。这三首以“山”为题的《十六字令》，具体而微却又体量巨大，表面写景状物深层次却是气贯长虹。山，成了宏大的喻体和象征物：我勇往直前的红军，不正是中国革命赖以倚重的擎天巨柱吗？

遵义会议被称为长征乃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而创作于遵义会议之后，表现娄山关大捷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也就有了特别的分量和意义。娄山关之战发生在二渡赤水、再占遵义途中，是毛泽东被边缘化3年重掌兵权后的重要一役。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／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”毛泽东以恢宏阔远的视野，淡淡点出红军将士在云贵高原佛晓行军和黄昏结束战斗的场景，而对“战时”状态不着一字，然而，透过这寥寥数语，却让我们分明感受到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一幕一幕。“苍山如海”，“残阳如血”，这又是何等的视觉和感觉震撼啊！即便雄关险隘在前，那又如何？红军丝毫不为之所惧，而是以大无畏的气概“迈步从头越”。

甘肃和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，是长征途中最后一道天险。为了跳出敌人据此设置的重兵之围，毛泽东指挥红军避实击虚，于1935年10月7日翻越这座山。在以六盘山为题以清平乐为词牌的咏怀之作里，毛泽东同样虚化过程，代之以洒脱和豪放的笔调抒发属于战略家诗人的那份情怀：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那么，“望断南飞雁”的毛泽东此时在想什么呢？许是眷恋着曾经“风景独好”的苏区根据地，牵挂留在那里继续坚持斗争的同志；许是在怀念那些倒在北上途中的战友；许是在遥祝依然在路上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……当然，更让毛泽东欣喜的是，“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”。以此为契机，长征的胜利就在眼前，而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期待着红军所代表的革命力量。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？毛泽东已经开始了新的运筹帷幄。

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里，唯一以“长征”命题并且广为传诵的当属那首著名的七律。诗人一落笔就紧扣主题：长征固然千难万险，但是“红军不怕”。何止是不怕，更难得的是把所有艰难困苦踩在脚下，“等闲”视之：巨龙一样的五座峻岭不过是微波细浪，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更像是滚动的小小泥丸。这种大胆的艺术想象，生动传神地刻画了红军的乐观心态和英雄气概。还有，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感觉只是一种“暖”热，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，也无非是增加那么一点点“寒”意。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，也已变成让人欣喜的美景。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结句里，诗人更是高度凝炼地表达了红军克难攻坚后的自豪感。是的，强渡大渡河，翻越大雪山，走过布满死亡陷阱的草地沼泽，眼看就要完成这漫长而艰苦的行程，“三军将士”怎能不欢欣鼓舞、欣喜若狂呢？

如果说前述十六字令和七律关于山的描述是“万水千山”的大意象，那么，《念奴娇·昆仑》则是关于一座山的清晰聚焦。1935年9月，随着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毛泽东极目四望，作为南方人的他第一次看见了雪峰连绵的世界，视觉乃至内心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。这也许就是稍后成文的词作的灵感之源。在伟人的笔下，莽莽昆仑造化出冬秋春夏，孕育了多彩世界，又荡涤了万物生灵。继而，毛泽东笔锋一转，直奔反帝国主义的宏大主题：他想象着倚天拔剑，把昆仑分而享之，为人类造福，让世界平等和谐、冷暖与共。

写于1936年2月，被誉为旷古绝今之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与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一样，字面上也没有直接表现长征，其灵感也的确来自于当时的一场大雪。然而，长征途中关于雪的印象太具象太深刻了，毛泽东把此雪景与彼雪景融为一体，极尽铺排渲染，进而由物及人，谈论古今，并于篇末亮出点睛之笔：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毫无疑问，今朝的红军，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，理应是且已经是历史真正的主人.

无疑，毛泽东长征诗词提供了从审美角度回眸长征的范例，让我们确信，长征不止是一次漫长的行军，也不仅仅关乎英雄和悲壮，更属于诗和艺术。进一步说，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宏观意义上的集体、民族或国家，当下总是处于“长征”或“新长征”途中，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、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困难。当此之际，最需要乐观、豁达、大无畏的思维和态度，最需要以超越的眼光看逆境、看挫折，看潮起潮落。这是一种生存发展的智慧和生存发展的美学。当然，这并不排斥在技术层面把困难看得大些，把征途看得艰险些，把问题看得复杂些。恰恰是在如此战略与战术、现实性与超现实性乃至于审美性的结合上，毛泽东以他的长征诗词为我们树立了典范。（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；稿源：《信阳师院报》第484期）